对于Gerhard Schick而言,在危机期间国家直接参股企业是绝对有必要的。这位NGO组织德国金融协会(Bürgerbewegung Finanzwende)的主席从此前的金融危机中吸取了其他的教训,当时他是绿党议员。他表示:“当时,德国北方银行(HSH Nordbank)和商业银行获得了数十亿欧元的援助资金,但以‘Cum-Ex’和‘Cum-Cum’股票交易的方式避税。”因此,国家这次“必须将其援助明确地指向纳税人的利益”,并且“为企业家设定好发展路线”。Schick以汽车行业为例,“如果联邦政府介入,其必须坚持要求制造商生产对气候无害的汽车。”
德国联盟党经济部门警告表示,国家可能入股太多的公司,也可能参股错误的公司。宽松的法律规定也使得政府可以持有在新冠病毒危机前就陷入困境且实际上已经无法拯救的公司的股份。
为了防止数百万欧元的无意义注资,联盟党的政治家上周提出了许多要求,如必须收紧该基金的准入标准,限制监管期限,并减少国家的影响。该党在其文件中写道,通常联邦政府对“沉默的参与”,即只入股,无表决权感到满意。而在特殊情况下,政府必须要收购具有表决权的股份。
联盟党议会党团副主席Carsten Linnemann则有不一样的意见,他认为将此次疫情危机与金融危机相提并论是错误的:“此次都是因为新冠病毒危机才导致企业原本健康的业务陷入混乱,而当年的金融危机中,银行主要是为自己的问题负责。”他进一步强调:“国家不应该更多干涉企业的运营,强求其按照国家的意见发展。”
联盟党显然不喜欢听到这样的反对意见。政府想展示自己的实力。许多联盟党政治家都认为,新的主权财富基金不仅应由来自社民党的财政部长Scholz管理,还应由来自基民盟的经济部长Altmaier共同执掌,这样才是成功的。
社民党党员们已经意识到,这笔救助基金比最初计划的规模要更大,并且可以限制红利和董事会的薪酬。联合执政党决定,联邦州还可以为员工人数少于250人的小型企业设立类似的基金。基民盟国会议员Andreas Jung表示,这些措施应“相互之间实现最佳互补”。
当然,联邦政府入股德国商业银行的历史表明,短期的援助行动很快就会成为意料之外的长期参股。前财政部长Peer Steinbrück的国务秘书Jörg Asmussen设计了当时的银行救助计划,他在回顾当时所做的决定时进行“自我批评”。他们“稳定了系统”,但“并非没有错误”。他警告表示,政府经常在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情况下就入股公司。他得出的经验教训是:“凡走进去的人,也必须知道如何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