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异类》这本书的第七讲,今天我们要说的故事,是整本书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两个故事之一,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异类开篇的那个“冰球队的故事”,还记得吗?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愿意把程度不同的人放在一起,然后忽略人与人的差距,简单地把人分为上中下:我们把20岁和40岁的人放在一起,说那个年轻的不行;我们把刚接触某个领域的人和老手放在一起,说那个新手不行。
可殊不知,在那个40岁的人还是20岁时,在那个老手当初还是新手时,也许还不如他们。可人们才不会在乎这些呢,与其考虑得那么复杂,还不如直接贴个标签,这多简单,你说呢?
好,那现在,让我们讲讲这另一个同样让我印象深刻的故事,咱们,先从一场飞机事故开始说起。
大韩航空801航班
1997年8月5日下午,大韩航空801航班的机长早早地来到了首尔金浦国际机场,因为当天晚上,他要执行一个从首尔到关岛的飞行任务。
这位机长是前韩国空军的战斗机飞行员,已在大韩航空工作了4年,他有8900小时的飞行经验,几个月前,还刚刚获得了公司的“安全飞行奖章”,年仅42岁,身强体壮。
当天他要驾驶的801航班的机型是波音747,就是那个世界航空工业史上的经典机型,
这架飞机的状况非常良好,曾经还是韩国的“空军一号”,也就是总统专机。
飞机离开了停机坪,20分钟后升空,此时飞机一切正常。
飞机穿过云层,机组人员看到了远处地面的灯光,关岛到了。
机长轻笑一声:“好!”
关岛的空中管制中心给他们留了降落跑道,机长决定“目视降落”,此前他已经有过8次从首尔飞关岛的经验了,最近的一次是一个月前,可以说是“轻车熟路”了。
此时飞机的起落架已经放下,准备降落,天空在下着雨,但不碍事。
机长说:“打开雨刷。”随机工程师打开了雨刷,可机长还是找不到跑道在哪里。
飞机的近地警报响起,提示音是:“距离地面500英尺。”他们感到非常吃惊:距离地面高度只有500英尺了?怎么这么近了还是看不见跑道?
副机长说:“让我们做一次复飞吧!”意思是:让我们拉起飞机绕个圈,再次降落。
随机工程师也说:“不在视野范围。”副机长也说:“不在视野范围,我们无法着陆。”可机长依旧没有反应。
机长才重复:“复飞。”但此时,机长再拉起操纵杆已经太迟了,没能来得及阻止飞机下降。
这座价值6000万美元,重达212吨的飞机以160公里的时速撞上了机场以南5公里处的一座山顶,飞机在地面滑行了600多米,在撞断了一根输油管道和无数棵松树后,跌入了山谷,随即燃起熊熊烈火,救援人员最终赶到失事现场,机上254人中,共有228人遇难。
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故事。我们附上一张当时801航班的残骸图片,当时,《时代周刊》也在封面刊登了这场事故。
祸不单行
现在我们先暂时放下上面的空难,
说说这场事故的主角 —— 大韩航空。
这大韩航空的“飞机失事率”,
在当时可以说是“出奇地高”。
在801关岛事故的20年前,大韩航空的一架波音707客机在巴伦支海上空误入了苏联领空,那里是远东洲际导弹发射基地的防空识别区,而在苏联战斗机数次警告无效之后,大韩航空的707客机就被苏联空军击落了。而苏军当时并不知道 —— 那居然是一架民航客机。
后来这件事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当时《时代周刊》也刊登了。
巴伦支海事故2年后,大韩航空一架波音747客机又在首尔坠毁,两年内发生两次空难,这可不是个好兆头,这种事故率放到现在简直无法想象。
可是3年后,又有一架波音747在苏联的库页岛地区坠毁;
紧接着,1987年,又一架波音707在安达曼海坠毁;
1989年,又有两架飞机分别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和韩国首尔坠毁;
1994年,又一架飞机在韩国本土的济州岛坠毁。
你说在那时候,谁敢坐大韩航空呢?这种失事率,如果我们拿同一时期的美联航做对比,那么从 1988 - 1998 年十年间,大韩航空的失事率,是美联航的 —— 17倍。大韩航空的事故之多,可以列出长长地一整串,而在关岛事故之后,还不算结束。
一年后,也就是98年,大韩航空747客机冲出了首尔机场跑道,又引发了事故;第二年3月,又有一架飞机再次冲出了跑道;而在一个月后,又有一架大韩航空的飞机在中国上海的居民区坠毁。我查了一下:这地方离我现在住的地方不到五公里,真的特别近。
1999年4月15日16时01分,大韩航空公司由上海飞往汉城的定期货运班机,经空中交通管制许可,从虹桥机场18号跑道起飞,起始高度900米,随后,空管指挥此机上升至1500米高度,当空管指挥此机继续上升5700米时,此机失去了无线电联络。
16时04分,正是上海闵行区莘庄镇学生放学的高峰时段。忽然,大韩航空公司的货机,钻出低暗的云层向地面俯冲下来,一头栽倒在莘西南路沁春园居民新村旁的一片建筑工地上:飞机粉碎性解体,3名韩国机组人员当场死亡,另造成现场居民5人死亡、42人受伤、近千户居民房屋受损。
这是几张当时坠机后,上海居民区的现场、以及飞机残骸的新闻图片。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真的可以说是“年年都摔一架飞机......”
因此,1999年,世界各国的航空公司都终止了与大韩航空的合作,美国联邦航空降低了韩国航空的安全系数等级,加拿大则直接考虑禁止韩国的飞机飞往加拿大,而美国就直接规定:美国驻韩国的美军回国时,禁止乘坐大韩航空。
大韩航空处在舆论的漩涡之中,痛苦不堪,可这时候,最致命的一击也来了,在上海坠机事件发生后,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就发表声明说:“大韩航空的问题已经超出了单个公司的层面,现已成为整个韩国的问题了!我国的信用变得不堪一击。”
随后,金大中还把原先由大韩航空负责的总统座机,转交给了竞争对手 —— 韩亚航空。
于是大韩航空痛定思痛、励精图治,决心扭转形象。后来,还真有奇迹发生了。
如今,大韩航空已经是著名的天合联盟成员(SKYTEAM),自1999年以来,该公司安全记录全优。到现在,任何一位航空专家都会说,在安全性上,大韩航空与世界任何一家航空公司相比都毫不逊色。
那么问题来了,
大韩航空是怎么从最烂变成最优的呢?
他们屡屡发生事故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等级制度
我们先抛答案,关岛空难发生后,人们针对空难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直到听取了飞机黑匣子的录音后,才找到了原因。
也许你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我个人是特别能理解:大韩航空屡屡发生事故的原因,不是什么飞机出现故障、或者保养等技术问题,而是因为 —— 韩国的文化。
是的,就是韩国特有的文化所导致的。
韩国是一个“权力意识、等级意识”非常强烈的国家。在他们的文化传统中,副机长和随机工程师是绝对不会对他们的上级,也就是机长 —— 用直接、生硬的语气说话的,因为那会被认为是极度失礼。
举个例子,韩国的权力与等级意识强到了什么程度,比如:我今年20岁出头,但是在这家公司干了3年了,而你今年40多岁,但刚刚进入了这家公司。好,那不管你多大,我都是你的前辈,你见到我要主动鞠躬,和我说话要用敬语,而我对你就可以用平语,我让你去泡咖啡什么的,你就要去做。
这种现象在韩国随处可见,航空公司也是一样:他们在上飞机之前,所有机组成员要站成一排听机长先“训话”,机长会挨个儿跟他们握手,然后让机长先上飞机。经过中转站时,副机长还得下去给机长买点礼物什么的,或者帮机长按摩等等。
你看,官儿高一级压死人,但这就是普遍的社会规范,现在也许韩国的等级意识比以前减弱了一些,但依然非常强。
好,回到关岛事故,事后调查发现,主要责任当然是机长的,当天他非常疲倦,做出了一系列错误的决定。
可更重要的是:其他机组人员,也就是副机长和随机工程师,他们是早就发现了机长的操作问题的,而且他们也“提醒”了机长。
但是重点来了,他们提醒时的语气非常、非常、非常地 —— 委婉,简直可以说是“暗示”,都不能叫提醒。
当机长想要目视降落时,副机长就意识到了问题,他原本想说:现在天气不好,能见度那么低,我们应该考虑不一样的降落方案。
可是在韩国的文化下,他不敢说的这么直白,难不成你还要指挥机长吗?所以副机长说的居然是:“这雨,是越下越大了~”
你看,这像话吗?而随机工程师也注意到了机长的问题,但是他也同样采取了暗示的策略,他说的是:“这个气象雷达,挺有用的~”
在正常的环境下,机长可能不难听出下级的话外音。但在当时,机长非常疲倦,情况又非常紧急,他没能听出下级委婉语气中的真实信息,没能及时修正错误,所以最终酿成大祸,机毁人亡。
而他们这番充满了“礼让”的对话,是在黑匣子里找到的。可想而知,当初那些美国专家们听到这种对话时,是多么匪夷所思。
那么他们是怎么改变这种现状的呢?
也许他们的改正措施会出乎你的意料,当时大韩航空请来了美国专家,制定了针对性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要求所有机组人员,在工作时 —— 使用英语。
是的,使用英语。
两个韩国人在一起说英语,看起来的确有些怪异和做作。但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消除语言中无处不在的等级意识。
况且,英语是世界航空界的通用语言,机组人员和机场塔台指挥人员的交流,反正也要用英语。这也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错误理解了。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韩国人的等级意识已经深入了骨髓,这会体现在语法、用词、语气、称呼等各个方面。这是很难突破的,因为人的思维无法脱离语言。
但是直接选择使用英语,就很好地把他们从原有的语言环境中抽离了出来,也确实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这就是大韩航空从最烂变成最优的决定性措施。
那为什么英语会有这种奇效呢?其实这背后还有一套心理学概念,叫做“权力距离指数”。但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关于这一点,我们留到明天。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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