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希尔顿香烟​（《当代小说》2018.9期）

《当代小说》2018.9期

希尔顿香烟

程相崧

我们把父亲送进医院，是腊月二十三，农历小年。父亲去年春节查出肺癌，已经拖了将近一年。隆冬时节，父亲渐渐感觉出胸痛，浑身没劲儿。我便知道，父亲这次恐怕挺不过去了。我跟弟弟、妹妹又带父亲去医院查了一次，这次病灶已经转移到肝。

父亲检查出癌症，已是中晚期，且病灶在肺门。他八十一岁了，十年前摘除一个肾，后来又装了支架，再也经不起手术的折腾了。我们商量之后，对他隐瞒病情，采取了保守治疗。他感觉出疼痛之后，我们便让他在家吃药，打针。我老婆和妹妹都是护士，每天下了班就到他那里去。不过是消炎针、止痛针。父亲一天天在家里耗，一直没住院。有时，他疼得厉害了，我便请一两个熟悉的大夫去家里看看，调整一下处方。

渐渐的，妹妹有了些怨言。

她小我十四岁，是父亲最宠爱的“小棉袄”，她一次次问我，为什么不把父亲送到医院。我是长子，他们都等着我拿主意。可是，我已经跟弟弟商量过多次。弟弟的态度，首先没钱，其次没时间。他在小区门口开了一家超市。春节前后，正是生意好的时候。他和老婆必须抽出一个看摊子。在家还好，住了院，来回开车也得半个小时，就必须每家至少出一个人，天天在那里伺候。

父亲早晚都要走，我不想因为这事，挑起兄妹们之间的矛盾。

当然，弟弟无暇照顾父亲，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春节前的这段时间，他要经常“跑路”。在亲戚朋友那里，他欠下了三十多万元的债务。这些，是他在五年的时间里，陆续借下的。他借钱的理由，有供女儿上学，给老婆看胃病，甚至给父亲做手术。

其实，他女儿上大学没花他借来的一分钱，父亲做手术，我也没让他出一分。他老婆前些年时时说胃疼，经常去各种医院检查。从知道他借钱，胃疼再没犯过。

他这些年，一直在偷偷地买彩票。他从来没告诉过人，他买了三十万元的彩票。最多的一次，却只中了2000块钱。

这事儿大白于天下之后，我弟弟便彻底名誉扫地，一钱不值了。母亲跟亲友的解释，是弟弟遗传了父亲身上所有不堪的基因。

这三十万，至少有二十万，是从我这儿拿走的。我是一个肛肠科大夫，在X城一家三甲医院工作。从三十多岁，便有乡镇一级的小医院请我去做痔疮切除之类的手术。这些病号，放心不下当地的大夫，又想省钱，便热衷让我们这样大城市来的“专家”为他们主刀。那些医院也乐意这样干，笼络了一部分病号，增加了医院收入，又图个省事省力。

我那时候，三千也出去干，两千也出去干，甚至给一千块钱，我也开车跑一趟。我心里想，就当是履行医生的职责，救死扶伤了。当然，除了这些劳动所得，还有患者塞的一些红包。这是风险收入，可哪会那么准，查到我的头上？虽然，老婆会经常翻我钱夹，然后将大面值的钞票席卷一空，但我转移积攒起来的私房钱到底有多少，永远是个谜。

这个情况，弟弟那么聪明，不会不明白。更何况，弟弟小我七岁，一直被我娇惯着，宠爱着。我上大学那会儿，已经开始把奖学金寄给他，让他在中学里泡妞。我工作之后，弟弟一缺钱，便会到我这儿来。弟弟说过，他这辈子最想的，就是发财，发个大财！他在这四十多年里，换了无数种职业。他开过饭店——当然，本钱是我赞助的——饭店开黄后，又当过超市司机、快递公司派件员……

在所有人都知道他买彩票的荒唐行径后，他才跑我这儿来，痛哭流涕，坦白他犯糊涂，做了件对不起我的事。他说他早就知道不成，但还是愿意碰碰运气。他甚至无耻地要求我，给他保守秘密。说，这事儿如果传出去，会让他颜面无光。当然，他那次哭诉的主要目的，是想继续跟我借两万。

他说，这回要改邪归正，踏踏实实干点事儿，把小区门口的一个门面租下来。他说，他考察了，那门面开个小店，卖日常百货、烟酒糖茶、儿童玩具，肯定发财。

我疑惑地看了他两眼，说你不能把我当成取款机。

我跟他抱怨着，说从大学毕业，挣下第一份工资，自己每月都给母亲些零用钱。开始几百，后来涨到一千两千。母亲小父亲十岁，三年自然灾害，下关东认识了父亲。她这辈子，对父亲的工资卡，管得很紧。父亲从前在沈阳一家国有煤矿下井。年轻时，煤矿效益好，工资可观。钱除了交给老婆，还偷留一些交给老家母亲，寄一些给外地的妹妹。那时，十来口子人都靠他养活。后来，五十多岁，煤挖完了，到处坍塌 ，他便跟母亲回了山东老家。在他回来的第二年，煤矿倒闭，他成了失业人员。

每一次，母亲拿着我交到她手里的钱，都会唠叨着说，你爹没用，可跟我生了你这个懂事的孩子。父亲病重，常常有晚辈去伺候，在那里吃饭。母亲已经好几次念叨，说每月那几个钱，根本不够花。她要时时惦记着她的工资卡什么时候发钱，甚至要把存了死期的款拿出来应付日常花销。

当然，我的钱每个月还要拿出一部分，寄给儿子。我儿子前几年上了一所医科大学，毕业后非要留在当地。他学习不行，高考时，我冒着被开除公职的风险，给他找了替考，花了十多万。那是一座海滨城市，他一到那里，就喜欢上了。我想让他回我们生活的X城来。如果他肯，我有把握凭攒下的人脉，给他找一份糊口的工作。可是，他坚持大城市机会多。这话听上去似乎蛮有道理，可事实是，他毕业五年了，仍旧没有找下一份像样的工作。

他现在一家小儿洗浴中心，给肠道不好的孩子中医按摩。他学外科，我不知道怎么敢从事这样一个行当。他老婆是印刷厂的排版员，用我儿子的话说，是在地摊撸串时认识的。两人已有了第一个小孩，女孩。房子首付，是我出的。半年前，他忽然打来电话，说恭喜贺喜，我又给你老人家弄出一个宝贝孙子。

他老婆，现在六个月了。请了假，待产在家。他结婚之后，渐渐不好意思开口要钱，却会经常把一家三口的照片发过来。女儿在中间，两边是他和老婆。在一次次发来的照片上，他老婆的肚子已经开始飞快地隆起。他每次发来照片，我都会让老婆用微信给他们转几千块钱过去。

我妹妹是十年前结的婚。在我眼里，妹夫是这世界上最不靠谱的家伙。他读了一所三流师范院校，毕业后却没找到工作。不如说是，他压根就没兴趣找工作。他整天憋在家里，据说是在写小说。他追我妹那会儿，我妹还在外地实习。后来，他恬不知耻地提起，有一次，他去那座城市看妹妹，“直接拉低了她的生活质量”。

他平常没话，也不喝酒。有次，我硬拉他去喝。我借着酒劲儿，问他这些年都在干啥。他说他一直在努力，要当个雷蒙德·卡佛那样的作家。我问他有多大把握，他说不知道，但愿意赌一把。我又问雷什么的·卡佛多少岁得的诺贝尔文学奖，他有些不屑一顾，瞥我一眼，说雷蒙德·卡佛一生穷困潦倒，离过婚，进过戒毒所。

我不知道，妹妹为什么会看上这么个玩意儿！我心疼妹妹，每次见她，都会偷偷塞些钱给她。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可是，你给我半年的时间，我挣了钱，一定首先还你。”弟弟说。

我不能不帮他，至少，看在父亲份上。父亲走了，我一定想办法摆脱他，哪怕跟他翻脸。当时，我也没有钱，只好用信用卡透支了两万给他。他的小店开张之后，我每次经过那里，他都会提起这笔钱。他说，只要攒够了钱，别的债不还，你的钱我会第一个还你。我每听到这话，就会赶紧离开，不然接下来就得听他不断地诉苦。他会把每一笔开销说给我听，像一个会计给老板报账。总之，让我明白，他是一个给命运逼得走投无路的人。

我观察着父亲的病情，不到万不得已，尽量不让他住院。但是，截止腊月二十三，父亲已经出现了两次深度昏迷。第一次，我正做着一台手术，妹夫突然打来电话，说他跟母亲想给老人喂饭，却怎么也喊不醒。我匆匆做完手术，赶过去，费了好大劲儿，才喊醒父亲。父亲头天晚上彻夜难眠，黎明吃了一粒吗啡，麻醉作用还没消失。第二次，腊月二十三日中午，喊不醒，后来醒了，却指着椅子上的茶杯，说赶紧拿过来，我要把尿撒在那里。

他们都吓坏了，望着我。

我知道，父亲已经开始糊涂了。

我们把父亲送进了我工作的那家医院。

医院在市郊，意味着接下来的日子，必须有充足的人手值班。我、弟弟和妹妹三家，开始每家轮流出一个人照顾父亲。这并没用我提出来，也没用坐下来一块商量。

第一天晚上，是我值的班。父亲的病情，是从凌晨三点渐渐好起来的。他昏睡了几个小时，突然醒了。我奔过去喂他水，问他知不知道我是谁，他说出了我的名字。他早饭喝了一袋伊利，甚至还吃了我从食堂买回来的一小块面糊。

第二天，一早，妹夫来了。他在病房里伺候了整整一天。晚上，大家不约而同，又聚到病房。父亲在那天晚上，出奇地好起来，坐着看了一小会儿电视。中午，母亲来送饭。母亲说，虽然远，坐公交车倒也方便。母亲说她以后每天中午都会来给父亲和陪人送饭。我很欣慰，这样的话，不用出去买饭，一个人在病室伺候就够了，相当于节省下来一个陪人。

第二天，晚上，一番讨论之后，弟弟留了下来。第三天，我妻子休息，一早便来接替弟弟。这样，早晚接班的人，又同时负责带来早饭和晚饭。坚持了三四天，父亲渐渐稳定下来。虽然氧气一直吸着，却撤掉了监护器，吗啡也停了。父亲精神似乎比来时好了许多，每天看一会儿电视，或者当广播听一会儿。大家辛苦着，却也慢慢适应了这种有规律的生活。

腊月三十的下午，女人们都回家忙着包饺子，弟弟在病房伺候父亲。

春节到了，新入院的病人骤然减少，原来住着的病号，很多也都出了院。我忙完唯一的一台手术，去病房看父亲。父亲床头的液体滴了一半，他闭着眼睛躺在床上，脸腮显出红润，均匀地呼吸着。弟弟原来是斜躺在陪床上的，看到我忽然站了起来，两手不自然地垂着。他有些怕我。他压低声音告诉我，父亲刚才喝了少半盒奶，是他用针管打进嘴巴里去的。

“你走吧，我一个人在这儿就行。”我还没来得及回办公室换隔离衣，可是，想留下来独自陪陪父亲。

弟弟听了我的话，却没有要走的意思。他犹豫着，故意磨蹭。他身子缩得更小了，像是不敢直视我，但终于还是鼓足了勇气，道：

“哥，过了春节，你能再借我一万不？”

“我不是借钱给你，让你开着个商店吗？你赚的钱哪去了？你别忘了，这些年你一直在借我的钱，却从来没还过。”我一下子就火了，如果不是父亲，我一定会朝他咆哮起来。

“我这一年，哪里攒得下钱？你知道，莹莹在北京耗着，已经五年了，吃穿住用，都是我养着她。爸爸又病着，他是离不开药的。硝酸甘油、他汀、消心痛，这些治心脏的药，不都是我买给他？虽然花不了太多，可不也是钱吗？平常，还要交房租、水电费……”

“我把钱借给你，鬼知道你又会拿去干嘛！”

我从床边站起来，摆弄了摆弄父亲的输液管。我的手在颤抖。我不想提他买彩票的事儿，那是他的死穴，却忍不住。弟弟沉默了半晌，悻悻地站在那里，像个可怜巴巴的孩子。

“我不去买彩票了，从前买，也是想赌赌运气，我不相信自己的运气永远这么差！”

我不假思索地冲上去，扇了他一个耳光。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打他，他没有躲，只眨了一下眼睛。我抖着因为疼痛而痉挛的那只手，看了一眼父亲。我担心父亲会突然醒来，看到这不该看到的一切。父亲还是平静地躺在那里，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在贴着大红“福”字的玻璃窗外，天空灰蒙蒙的，已经有沉闷的鞭炮声隐隐地传过来。弟弟慢慢蹲在地上，口里还在唠叨着什么，声音却已经小得几乎让人听不见。

“这个春节，你知道我是怎么过的？催债的都上了门。我只能先还点儿，五百，一千……我也不想跟你借，可谁让你是我哥？”

“父亲走后，你休想我再帮你！”我气愤地说。

那天，全家人在病房陪父亲吃了年夜饭，饺子和菜是各家带来的。父亲让我们扶着坐起来，披着棉袄，吃了五个水饺，又喝了半碗汤。孩子们都很开心，给父亲拜年，说祝福的话，领红包。父亲心情也很好，一直坐到春晚开始，看了两个节目，才让扶他躺下。

我知道，晚上在病房里的节目完成了，接下来，便是各自回家看春晚，过年。大家都在等着我发话，我说，让我自己一个人留下来照看父亲，你们都回去。照例是推让，弟弟弟妹，妹妹妹夫，都说他们可以全家留下来。我告诉他们，当天晚上，科里该我值班。因为病号少，我可以一边值班，一边陪着父亲。

大家都同意我的建议，只有弟弟不依，执拗地非要留下来陪父亲。我知道，他肯定是还在为下午的那一耳光心存芥蒂。我不想再惹他，便招呼大家回家，我也去自己科的医生办公室休息。

我们一起走出病室，到了电梯口，妻子忽然想起来，亲友们来探望父亲时送的礼物——奶、饮料、火腿肠、八宝粥之类，都堆在病室一角的地上。因为无暇顾及，这些天都没有处理。妻子提议，回去各自提一些回家，也免得这些东西放在病室里，一放就是“一年”。大家一致同意，相互招呼着，回头往病房走。

我们医院的病室，白色的木板门上方，镶嵌着一大块玻璃。当初这样设计的目的，一是采光好，二是方便护士晚上查房。我们折身回去，没走两步，就从玻璃窗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和坐在父亲床边的弟弟。弟弟身体前倾，正从父亲手里接过一个什么东西。那个东西比巴掌略小些，眼尖的都看出来，分明是一个烟盒。

我们都感到有些意外，但人已经到了门前，也不能不进去。弟弟更没有料到，我们会杀个回马枪。我们推门进去时，他分明像弹簧一样，一下子从座位上跳了起来。然后，看清是我们，故作轻松地笑着，手却始终插在裤兜里，直到我们出来。

我回到医生办公室，换了衣服，微信收到一条信息，是妻子发来的，一个坏笑的表情。我想替父亲分辨，却又找不到有说服力的理由。这些年，妻子一直抱怨我对弟弟照顾得太多，又说父母在几个孩子中，尤其疼爱弟弟。今天发生在病室里的一幕，似乎证明了她的“一贯正确”。我想了想，发过去一句：就算烟盒塞满百元大钞，能有多少哩？过了会儿，微信收到一句：就怕里面有卡。

我知道，也许这会成为妻子再也难以解开的一个心结。但是，第二天证明，在众人里反应最强烈的，却是母亲。母亲说什么也想不到，她终日提防着父亲，却还是防不胜防。老头还是攒下了私房钱，并把它悄悄交给了弟弟。这种挫败感让母亲很沮丧。在大年初一，母亲来送午饭时，便悄悄把我拉到一边。

“我看你爸也好不了了，不如让他走了算了！”

我惊诧得张大了嘴巴，大过节的，这是说的什么晦气话？看看母亲，满面愁容，态度却是认真的。当然，她是对的，父亲还有什么康复的可能呢？谁还能指望他从床上重新站起来？他往好里说，也就一两个月；往坏里说，随时都有走的危险。我早上给他擦身，分明注意到，他肝部已经肿胀得厉害，大约有了很多腹水。

明白归明白，母亲这话还是让我有些恼火。十年前，父亲做肾移植手术，她就有过这个论调。这一次，旧调重弹，肯定跟父亲昨天的行为有关。

在接下来，母亲甚至跟我探讨起了父亲死后，抚恤金和丧葬费的领取问题。

“妈，你是不是太急了？”我问。

我看到，母亲不再说话，脸色却更加惨白了。很显然，我的话让她不快。

“我从明天开始，不给你们做饭了。来回这么远，我累得慌！你们随便买点儿吧。”

我在医院专家楼有套房子，装修过，也有些简单的家具。因为在城区有房，开车来回方便，便一直闲着。我告诉母亲，如果嫌路远，可以去那里做饭。米、面、蔬菜由我买好，她只管做。我以为，这个办法，能让母亲的困难迎刃而解，没想到提出之后，母亲却说：

“我搬到这里来，你爸死后，我再搬回那个空房子，会害怕。”

我看着母亲，知道她是铁了心要撒手不管。

我们吵了一架。

从母亲不再给我们送饭，人手便紧张了起来。上午十一二点钟，该抽出个人去买饭了，父亲的吊瓶却还没滴完。这些天，多亏了儿子小亮在家。小亮学的是医疗，虽然工作没用上，做个陪人，却比一般人强一些。我想让小亮晚回去几天，多在家照应照应，妻子却说，爸对弟弟这么好，让他多盯着嘛！

这样过了两天，晚上大家聚齐，妹妹便像不经意地说，妹夫从前每天都要写点什么，从父亲病下，再没动过笔。妹妹又看着弟弟问，莹莹春节前没回来，不是说的过年后回吗？怎么还没回来？妹妹口中的莹莹，就是我弟弟的女儿。我这个侄女，从小是个学霸。每次考试，都是第一第二。在高考那年，以708的高分，一举夺得了X城的高考状元。

这个姑娘，一度是弟弟和弟媳的骄傲，甚至是我们整个大家庭的骄傲。这感觉直到她硕士毕业，才慢慢消减下来。硕士毕业之后，她开始一门心思考博，却连续五年，折戟沉沙。她报考的是国内某顶尖大学最热门的专业。这个专业，每年在全国招生两人，而她，却总以第三名的成绩落榜。孩子有这个志向，原本也没什么。可问题是，我这个侄女，硕士毕业后，一直没找工作。她在北京租了间房子，心无旁骛，年复一年地为她的那个博士生的目标奋战着。

这个春节，应该是她陪着爷爷过的最后一个春节了。如果不回来，怎么也是说不过去的。大家虽然没说，可肚子里已经有了些怨言。那两天，大家有意无意的，就会把话题转到莹莹身上。莹莹小时候最爱吃她爷爷做的糖醋排骨，莹莹从幼儿园到初中，几乎每天都是她爷爷接送。

正月初六，莹莹回来了。莹莹并没立刻来病房跟生命垂危的爷爷先见上一面，而是先去牙科诊所拔了一颗智齿。莹莹第二天来看老人，说话还有些含糊不清。她虽然说了要在病房值班，照顾爷爷，却随后从包里掏出了一本考博的教材。

那天，小亮把莹莹支使走了。他不耐烦地说，在病房里看书学习，哪有个陪人的样子呢？小亮在病房待到中午，跟我弟弟打了电话，让他叔叔傍晚早些来接他的班。可是，弟弟也许忘了，也许太疲劳，睡过了头。他跟我弟媳直到晚上七点半，才姗姗而来。他们来的时候，为父亲和陪人带来了饭。三张油饼，两样炒菜和一罐子八宝粥。那时，我和妻子已经到了，小亮已经下去食堂买了晚饭。

那天晚上，父亲喝了些稀粥，闭着眼睛，在床上无力地躺着。这时，却挣扎着，非要让我们扶他起来。我们这才住了吵闹，一起去扶父亲。有人托着后背，有人摇动床铺的升降操作杆，有人扯起氧气管，有人忙着往身后塞被子、枕头。父亲披着一个棉袄，两臂伸着，手紧紧地扶着吃饭时才会用到的那个便携式升降桌。

他若有所思，目光盯着床铺对面的墙面。我们都围上去，因为大家都隐隐感觉到，应该是我们刚才的争吵，让父亲感到了不快。毕竟，父亲的生命所剩无多，我们即使要打架，在这个节骨眼上也要暂时停手，听听老人最后的忠告，甚至接受他最后的训斥。

我们围在那里，都期望着父亲能够说些什么，可他闭上眼睛，摆了摆手。

正月十七，父亲挪到了重症监护室。

我那天上门诊，中午时分，妹夫打来电话，说父亲病情突然加重，昏迷不醒。我赶到那儿，监护仪已经装上了，大夫和护士正在给老人吸痰。我瞥了一眼监护仪屏幕上闪烁的数字，血氧饱和度偏低，心率和血压都在正常值以下。内科主任老邱望了我一眼问：怎么办，插不插管？我没有考虑，便说了一声插。

那天，等弟弟和妹妹赶到，父亲已经躺在重症监护室的床上了。他整个人像是一部机器，嘴里伸出来两条粗细不同的管子，用胶布固定着。

我给父亲插上管子，却又后悔起来。因为，小亮上班的那家小儿洗浴中心已经开业，老板两次催他回去上班。莹莹为了准备考试，在前两天也回了北京。在刚刚住进重症治疗室的那天，父亲打了些血浆，活是活了下来。他的生命，却成了监护仪上不断跳动的那组数字。

在接下来，我们无疑应该着手准备父亲的后事了。

弟弟给莹莹打了电话，为了让她能见到老人最后一面。我们匆匆忙忙去为父亲定好墓穴，买了入殓时穿的衣服。我们为父亲的死做好了一切准备。但是，父亲似乎还没有马上要死的意思。他已经在那里躺了三天。每天，我们来探望的时候，护士都会告诉我们，老人一切数据正常。早晨口部消毒，他还会动一动眼皮。在每一剂镇定剂作用快消失时，他还会轻微抬一抬胳膊。

那天，探视完父亲，弟弟试探着问我，像父亲这种情况，最多能活多久。我告诉他，我们医院去年有一个病号，插着管子活了将近一年。

那已经是正月的二十号，所有的单位都已经上班，所有的学校都已经开学。在正月二十那天晚上，弟弟跟我商量着，想把老人的胃管和气管拔下来。弟弟说，我们必须把他的管子拔下来，如果父亲知道，他也一定会赞成这样做的。

那张放弃治疗知情书，是弟弟签的字。管子看上去有点儿硬，在护士拔的时候，父亲轻轻咬了一下。我和弟弟给父亲拔下管子，然后，走出监护室，在走廊上分头给亲戚们打电话。亲友们来了，我才发现，父亲的嘴不肯好好闭着，总是张着一条缝。这样，在入殓的时候，是很难看的。去殡仪馆的车上，弟弟便为他捂了一路。

从父亲的尸体拉出监护室的那一刻，我的心一下子轻松起来。在殡仪馆里，我们设置了灵堂。

那天，来吊唁的很多——同学、朋友、邻里。全家人忙得不亦乐乎。天快黑了，才算安稳下来。大家聊着天，追述着这些天照顾父亲的辛苦。妹夫还说，回头他要写一篇叫做《岳父的病》的散文，去参加一个全国征文大赛。

我懒得听他瞎扯，便转过头来。这时候，弟弟递给我一支烟。

“小时候，因为抽烟，可没少挨爸爸的揍。从爸爸烟盒子里偷，有时一根，有时两根。不敢在家里，上学时候带着。在路上，钻到玉米地里去抽。有一次，刚点着火儿，爸就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弟弟追忆着。

“那时候，爸爸可没少打了你！”我说。

“哥哥，你还记得吗？我偷爸爸的烟，后来还偷他的钱。他那时候，都把钱放在窗台上的那个棉帽子里。我偷了半年，从一毛两毛，一块两块，偷到最后就是五块十块。刚偷了两次十块的，就让他发现了。”

我记起来，那时候，父亲工作的矿上效益还好。他的一些零钱，总是很随便地放着。

“你就是欠打！你要那时就好好的，还能像现在这样，大半辈子，糊里糊涂？”

这话触到了弟弟的痛处，弟弟看看我，很大会儿不吭声。我们看着灵床上的父亲，他闭着眼睛，安详得像是睡着了。

“父亲不让我们抽烟，可他也抽，而且还抽得那么凶。你还记得吗？父亲最喜欢抽的那个牌子，叫做希尔顿。据说，那种牌子的烟，启封后，在一些烟上会找到特殊的标记，比如一些字母和数字，一旦找到，你就发现了‘烟王’。”

我想起来，那种叫“希尔顿”的香烟，好像是一种走私烟，生产商是全球第二大烟草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希尔顿”的味道有些苦涩，很多人说太冲，不喜欢。那时，走私烟很多，希尔顿算稍低档的，五块钱一包。但因为是走私烟，上面印的都是外文，在我们当时生活的沈阳矿区，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你还记得‘烟王’？”我问弟弟。

“我怎么不记得？那时候，每当拿到一包新买的‘希尔顿’，父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打开烟盒，把里面的烟呼啦倒在桌子上，找传说中的‘暗码’标记。父亲跟我讲过，只要能找到过滤嘴旁边印着A1标志的那根烟，他就发财了。父亲说，那根特殊的烟价值连城！”

我愕然地望着弟弟，看着他从兜里掏出了一盒希尔顿香烟。弟弟走到桌边，把那一盒烟全部倒在了桌子上。他的手开始颤抖，一根根转动着手里的烟，查看着过滤嘴一端在字迹。他终于找到了什么，捏着跑到我身边。那根烟已经发霉，看不出烟丝的颜色，卷烟的纸也变成了灰色。但在靠近过滤嘴的一端，赫然印着“A1”这个标志。

我想起来，父亲抽烟抽得那样厉害，抽了很多年。有一年，突然，就戒掉了。

以后的一些年里，我常常想起希尔顿香烟的故事。希尔顿香烟，“烟王”，“A1”，有时候我会笑起来。不过，笑的时候，有一点点难过。

2017.12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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